近日，上海博物馆·学人文丛推出《陈克伦陶瓷与博物馆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克伦。论集从近百篇论文中选出文章组成了这个文集，对作者来说是对走过的学术道路的回忆。作者对明代洪武朝景德镇瓷器、越窑秘色瓷、元青花、“黑石号”沉船瓷器、17世纪景德镇瓷器等的关注，都源于研究课题，有的课题还开创了某个领域研究的先河。

　　本文经授权选自《陈克伦陶瓷与博物馆论集》，原题为《谈瓷器中的文人雅趣》。

　　中国古代文人是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生活悠闲、志趣高雅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政治上往往不得志而无所追求，但是在生活中却力求高标准，将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与“文人”概念相似的另外一个词是“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主要掌握在文士手里。春秋战国的“游士”，多无恒产，却能够不论贫富皆以道为依归，内蕴不附权势的尊严。汉代的士人们把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看作是自己的神圣职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由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走向分裂，社会动荡、王朝频繁更迭，残酷的现实逼迫文人隐逸山林之间。唐代画家孙位的《高逸图》表现的就是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史称“竹林七贤”。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常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亦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高压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中国真正的文人阶层形成于晚唐以后，他们生活悠闲，琴、棋、书、画是必备的艺术修养，诗、词、曲、赋被视作是生活中的乐趣。由于文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对于世间万物往往有自己的看法，这种审美认识被看作是“雅”，和社会上大众审美的“俗”相对应，于是人们把文人艺术化的生活看作是“文人雅趣”。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人致仕的机会大大增加，国家的权力主要由文臣掌握，文人也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宋代文人大都具有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气节、修养。元代汉族文人面对残暴的蒙古贵族统治，或选择反抗，或遁入山林，成为幽栖的隐士。明代早期，文人的尊严和气节在面前化为乌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十分低下。至明朝后期，社会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人中出现了一批以唐寅、祝允明等为代表的才艺俱全的风流才子。

　　本文不涉及中国古代文人由其对社会政治的强烈参与意识所构成的个体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等特质，只谈4至5世纪之间陶渊明所撰《桃花源》中蕴涵的境界——这在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心向往之的胜景。其《归去来兮辞》等系列田园诗歌显示出历代不衰的强大魅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的悠闲；“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归去来兮辞》）的飘逸；“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豪放……成为后代文人超脱性格的行为范式。

　　中国古代多数文人或终生不仕，超脱傲世，以布衣终老；或前期入仕，后期超脱遁隐，颐养天年。这种超脱的文化性格，决定了其“穷则独善其身”的基本人格，也决定了他们清高、愤世、自负、淡泊、知足常乐、与世无争、清心寡欲的特质。

　　瓷器作为生活用品，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种高级器皿。文人作为古代高端瓷器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其审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瓷器的制造。从晚唐开始，文人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到其对瓷器的评判；宋代以降，文人对瓷器制作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他们的志趣成为促进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助推器。

　　文人的审美情趣与文人长期的文化熏陶、自我人生的体悟相关。文人情趣的诗歌情怀与瓷器的釉色、纹饰、造型之美可以完美融合。

　　瓷器的釉面可体现出文人追求自然天成、不事雕琢的特质，如文人对瓷器“类玉”“类冰”“千峰翠色”“春水”“绿云”等叙述（陆羽《茶经》中有越窑“类玉”“宜茶”、邢窑“类冰”的评判；陆龟蒙《秘色瓷器》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即是。青瓷釉色如玉，迎合了中国古代文人“比德于玉” 的观念，尤其是越窑秘色瓷“捩翠融青” （徐夤《贡余秘色茶盏》），引得人无限的遐想和神往（图1）；白瓷的如银似雪，也符合文人清白做人、不入俗流、冰清玉洁的气节（图2）。文人崇玉的滋润剔透、崇冰的洁净无瑕，于是有了对唐代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的赞美。

　　宋代汝窑和官窑瓷器的釉面以开片（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作为装饰，同样继承了唐代以来文人推崇浑然天成的传统（图3）。哥窑的“金丝铁线”（哥窑的开片在片纹之间往往呈黑色、黄色等，故称“金丝铁线”）则是用染色来突出自然形成的开片（图4）。

　　建窑黑釉茶盏的出现，为宋代文人间盛行的斗茶增添了新的乐趣。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写道：“盏色贵青黑， 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蔡襄的《茶录》中有：“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苏东坡也热衷于斗茶，有诗句：“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送南屏谦师》）这些说的都是建窑的兔毫盏（图5）。陶毂《清异录》： “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 此处说的则是建窑结晶釉茶盏中的“鹧鸪斑”，即釉面有红褐色斑点。此外，“滴珠”（釉中有水滴状的结晶斑）、“曜变结晶釉”（釉面具有红、绿、天蓝等彩色光晕，且随着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变幻色彩）也是建窑结晶釉茶盏的品种，只是数量更少（图6）。

　　景德镇如玉般的青白瓷又被称为“饶玉”。蒋祁《陶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 之称。”洪迈《容斋随笔》：“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李清照《醉花阴》词云“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其中“玉枕”所指可能就是色质如玉的青白瓷枕（图7）。

　　花纹装饰与文人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往往成为时代的特征。瓷器纹饰与同时代的绘画有密切联系，尤其是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瓷器的花纹装饰往往与中国传统绘画相关。元青花（图8）与明永乐青花（图9）纹饰比较，可以看出图案从繁复的风格向中国文人所推崇的简约风格转变。至清康熙时期，景德镇工匠充分利用“分水”技法（即通过青花与水的混合比例不同使青花呈色有浓淡之别，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五色之分），将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画法移植到青花瓷器装饰上，以浓淡不同的青花来多层次表现远山近水，有水墨山水画中“墨分五色”的韵味（图10）。清雍正时期的粉彩与珐琅彩纹饰多以工笔花鸟为主题，也是取自文人的绘画作品——与恽寿平（1633—1699，清代著名画家）的工笔花卉画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雍正珐琅彩瓷器，其上还配有题诗、篆印，俨然是工笔绘画在瓷器上的再现（图11）。

　　元青花、17世纪的青花瓷（即转变期青花瓷，特指明末清初时，景德镇御窑厂已停烧，但是民窑高速发展、空前繁荣，生产出的大量优质且极具特点的青花瓷）及清代康熙五彩瓷器上流行的人物故事画多源于元曲。如元青花的“尉迟恭单鞭救主图”取材于“玄武门之变”，即尉迟恭识破李建成、李元吉的阴谋，助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的故事；“鬼谷子下山图”（图12）则表现了孙膑的师傅鬼谷子在齐国使节苏代的再三请求下，下山搭救被燕国陷阵的齐国名将孙膑、独孤陈的故事。另外，明清瓷器上也可以看到当时盛行的小说版画插图（图13），如崇祯青花瓷器上的“饮茶图”“文王求贤图”等。

　　瓷器日益渗透到文人的生活当中，一些瓷器的造型透露出文人的时尚与爱好，诸如高端的酒具、茶具、香具与弈棋用品，应该是包括文人在内的社会精英人士的日常用具。

　　宋代文人心存“回向三代”的复古之志，同时又盛行疑古、疑经之风，文献经典不再被宋人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更愿意将目光从纸本文献转向古代金石器物，以图发掘出比文献记录更真实的礼制原型。宋朝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典型的如宋代收藏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当时赵明诚与李清照家境都较宽裕，但是为了搜集名人书画和古董漆器，他们居然“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金石录》后序）。每逢初一和十五，夫妻二人总要到都城开封相国寺一带的市场上去寻访金石书画，然后倾囊买回家里。如此几年，积少成多，他们的书斋“归来堂”，单是钟鼎碑碣之文书就有两千卷之多。

　　古代文人在休闲、举办雅集与音乐会的时候，往往都会陈列古董，以供清玩。宋代以来文人的“崇古”“崇礼”情结亦在瓷器的仿礼器造型之中得以体现。在哥窑、官窑、钧窑（图14）、德化窑、景德镇窑的瓷器中均可看到仿青铜礼器造型的器物。

　　文人好酒。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不论富贵贫贱，抑或欢喜哀愁，都离不开酒。在李白的诗里我们看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得，看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苏东坡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佳句。在其他作品中，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 的景致，“斗酒诗百篇”的激情，“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比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的潇洒，“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喜悦，“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境，“醉翁之意不在酒” 的妙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无奈，“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感怀， “红酥手，黄縢酒”的苦痛，一醉方休的痛快……几千年来，酒是中国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饮酒需要好的酒具。在历代酒具中， 瓷器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酒具为文人所用，其喜好会渗入到酒具形制之中。如“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唐代白釉绿彩吸杯（图15）、明清时代流行的“公道杯”（杯内底有一瓷偶，瓷偶有空心管通与杯底，当注酒过满时则漏，倒酒只可浅平，故民间俗称“公道杯”）都是饮酒的佳器，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温壶（图16）则是用来温酒的器具。这些酒具都与文人笔下的诗意酒境相融。

　　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乐于将其精神追求和文化性格带入到饮茶活动之中，在催生了中国茶道的同时，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人茶道。唐代陆羽《茶经》中设计的茶艺操作程序，就为当时文人士大夫所热衷。这种艺术性较强的饮茶方式，汲取了古代儒、释、道诸家思想的精华，并融会贯通于饮茶的全过程中，蕴涵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文人茶道精神。茶道需要好茶，优秀的烹茶过程也需要好茶具。

　　唐代皮日休《茶中杂咏· 茶瓯》“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一句描绘了邢瓷与越瓷茶具的做工之美，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消散品雅的心态。宋代流行“斗茶”，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十分热衷于此道，苏东坡《送南屏谦师》云“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于是就有了建窑结晶釉茶盏的风行。就实物而言，唐代“黑石号”沉船中的白瓷托杯（图17）、越窑青瓷茶碗以及宋代青白瓷托盏都可以用作茶具，这在宋代的绘画作品中也有体现。明清宜兴紫砂茶具的兴起，则完全是为了满足文人阶层的需求。清嘉庆时期著名的“曼生壶”（图18，即半瓢壶，以半瓢为器身，流短而直，把成环形）由文人陈曼生设计、题诗，制壶高手杨彭年制作，壶的器形寄寓了文人的巧思与雅趣，是文人与制壶工匠合作的典范。

　　香，不仅芳香养鼻，还可颐养身心、祛秽疗疾、养神养生。早在先秦时期，香料就被广泛应用于生活。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都有随身佩戴香囊和插戴香草的习惯。在香道发展鼎盛的宋代，用香成为文人士大夫追求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道的含义远远超越了香制品本身，是以香为载体的一种修养身心、培养高尚情操、追求人性美的文化。宋代瓷器中流行的小型香炉（图19）应该不是用作供奉的器具，而是用于香道中焚香、闻香的用具，官窑、哥窑、龙泉窑均有烧造这类香炉。另外，在浙江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北宋咸平元年（998）的青釉香熏、明代成化的素三彩鸭熏（图20）等均是用于闻香的瓷器。

　　围棋起源于战国，原为道家阴阳占卜之用。唐以后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成为他们飘逸洒脱、快乐自由生活的一种娱乐方式。唐代李远有诗曰：“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唐宋以后，下棋不仅是文人雅士必备的生活交往“功夫”，而且还引领了生活时尚，弈棋与绘画、作诗一样被看作是风雅之事。在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发现的青瓷围棋罐与围棋子（图21），即可以印证围棋在当时的流行。

　　比起古人，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无疑是极大地丰富了，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随着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而越来越丰富；比起古人，现在我们的寿命大大延长了，但是大家活得并不从容，“活得很累”是现代人普遍的心声。这种情况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学者对于提升生活质量大致有两种观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精致文化的推动。瓷器中的文人雅趣或许有助于改善今天人们的生活状态。国学之韵